口述史視野下地方志事業發展的新趨向

張英聘

來源:中國方志網     |          |     發布日期: 2018-09-07     |     [      ]

提要:口述史學是跨學科的應用與發展,對地方志而言,加深了各學科之間的互動與整合,推動了地方志向縱深發展。各地在第二輪新方志編修中,不斷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將口述史的理論與方法應用到資料搜集工作中,推動地方志資料來源的多元與開放。從敘事方法來講,口述史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歷史編撰的方式,呈現出對歷史記憶的綜合和兼容的特性,進而推動了地方志在工作理念上的變化與創新。

關鍵詞:口述史地方志發展趨向

人類歷史都是通過口頭傳說和文字記述來傳播的。在文字出現以前,人類早期活動的歷史如中國上古時期的神話,就是通過口傳記憶的方式來傳承,這可以說是早期口述歷史的一種自然形態。發展到20世紀初,美國記者威廉·英格利斯(WilliamInglis)對石油大王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進行了系列訪談,成為人類有意識地采集、記錄、整理有關歷史記憶的開始。1948年,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創立,美國歷史學家、普利策獎獲獎者阿蘭·內文斯(AllanNevins)開始記錄美國顯要人物的回憶,首次大規模地在口述訪談中采用了錄音機等現代設備,并有一套成熟規范的操作方式,開創了現代口述史的范式。[1]之后這種以筆錄、錄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觀點研究歷史的方式,逐漸為史學家所接受,至五六十年代成為西方史學界的主流。[2]與之前傳統的口述訪談相比,口述史更具有自覺、規范、專業、開放的特點,它突破以往歷史偏重于政治和上層的方式,普通人的生活、社會的變遷、人民大眾對歷史的認識走進了史學領域,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編寫歷史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新的史學理念。[3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口述史學理論的深入發展,口述史在中國大陸逐漸興起,近年更得到空前發展。受此影響,方志界也在近幾年開始從自覺運用口碑資料,逐漸向有意識地搜集口述資料發展。這些資料不僅應用于方志編纂中,而且在其他工作領域有所拓展,成為地方志事業發展的一個新趨向。

一、史學轉向:口述史跨學科應用與發展

20世紀西方現代口述史學開始興起與發展,并不是憑空出現的。對過去的人和事件的敘述與描繪,通過口頭傳述流傳,尤其20世紀50年代非洲的一些國家,口述文化仍居主導地位,因此非洲的史學家開始接受并加以研究,口述史和口頭傳述被評價為直接了解過去的手段。20世紀60年代以來,口述方法在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被越來越多地使用。[4]因為口述史相對于絕大多數的原始資料,可以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證據,使歷史寫作的范圍變得廣闊和豐富。因此,英國史學家保爾·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史》認為:口述史特別適合于課題工作,它不僅可以成為群體,也可以成為單個學生的事業:不管是在學校、大學或學院,還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區中心。口述史可以隨時隨地落實下去。在國內任何地方,口述史都可以成為地方研究的豐富的主題:如地方工業或手工業史、特定共同體中的社會關系、文化和方言、家庭的變遷、戰爭和罷工的影響,等等。5]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歷史研究重心的轉向,開辟探索出新的研究領域。

與此同時,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史學界出現了以文化史觀著稱的新史學潮流,與傳統史學大都局限于各種政治事件的記述,忽視其與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等因素的聯系相比,新史學重視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使用價值;主張歷史研究范圍的拓寬,研究對象的擴展;注重歷史學與其他新興學科的關系;提倡綜合的歷史研究方法,主張運用多種新興學科的方法對歷史作全面、客觀、綜合的解釋6]。新史學開辟了史學新的發展方向,迅速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強大史學潮流。20世紀50年代,歷史學借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模式進行綜合研究,構建了跨學科史學,從而形成史學的社會科學化,美國的社會科學史學派在此基礎上產生,包括新經濟史學派、新政治史學派和新社會史學派等幾大分支,對人口、家庭、婦女、城市、少數民族等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社會科學史學由于采用計量方法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因此擴大了史學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推動了史學的精確化和科學化。[7

口述史學的產生與發展幾乎與新史學的發展歷程同步,新史學所倡導的新概念、新方法既是口述史學得以興起的前提,也是口述史的宗旨8],在方法論上倡導多學科合作,吸收其他相鄰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如口述史料的采集需要新聞學的方法;采訪對象的搜尋和確定需要社會學的方法;口述歷史的寫作需要文學的手法;口述歷史的深入解讀需要用到心理學理論;口述歷史檔案化與數字化需要圖書館學與檔案學的知識;口述歷史的傳播要掌握現代媒體的操作方法;口述歷史的著作權、隱私權和名譽權則涉及一些復雜的法律問題9]。同時,隨著口述史在中國與世界各地的發展,越來越被廣泛應用于圖書館學、檔案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教育學、藝術學、心理學等眾多學科領域,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尤其是近兩三年以來,口述史在很多部門、很多領域都有所開展。

地方志是記述某一特定區域或范圍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因其內容豐富被稱之為博物之書10]、一方之全書11]。地方志所具有的地域性、全面性、資料性的特點,與口述史所倡導的跨學科、跨領域發展的趨勢是相適應的。新時期地方志編纂需要借鑒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對區域社會的變化作深入詳盡地記述,如環境問題、人口問題、社會階層流動問題、鄉村發展問題、城市化問題、經濟轉型升級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醫療改革問題等,均涉及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口述史對地方志而言,既加深了各學科的互動與整合,又推動了地方志向縱深發展。

二、公眾參與:地方志資料搜集的多元與開放

口述史的一個重要作用是積累資料,強調突出個人記憶和生平講述。適應新方志綜合記述各地發展變化的需要,將口述史的理論方法應用到方志編纂中,對拓寬資料來源、提升地方志的史料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首輪修志的體制是黨委領導、政府主持、編委會組織實施,政府部門和專家參與,通過編委會和政府發布資料征集的文件,并對資料種類、資料征集范圍、征集方法進行詳細說明。資料大多由各部門提供,由此保證了所征集資料的權威性。各地在修志過程中,會搜集許多散存于社會、民間的資料,以及各級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所藏資料,也有不同數量的口述資料、回憶錄等。如1990年出版的江西省《石城縣志》中紅軍轉戰石城”“石城阻擊戰”“蘇區地方武裝斗爭”“解放石城等章節,均不同程度地用到了《石城人民革命史》中的口述資料。[12]但是各部門所提供的資料仍是修志的主要資料來源,因此,首輪志書實地調查、口述史的資料有所缺失。如首輪志書中的土地改革、反右派斗爭、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大多利用文獻檔案資料編成,記載過于簡略;若能采集利用口述史資料,增加老百姓視角的成分,會使內容豐滿起來。許多縣市中的風俗分志,記載大而化之,且多是舊時情況,如能充分利用口述史記載當地當代各項風俗的具體情況,會使內容豐富鮮活13]。首輪修志存在的入志資料缺失問題當然不止這些,由此說明當時由于理論方法以及認識的局限,致使首輪志書在全面系統反映社會變化方面存在某些缺憾。

第二輪修志基本承襲了首輪修志體制,資料征集仍大多依靠政府發文,由各部門提供。但二輪修志絕大部分是續修志書,內容的上下限大致為20世紀80年中期至21世紀初,正處于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從開始到全面發展時期,隨著政府機構改革以及職能的轉變,一些隸屬于政府部門的機構改制,民營經濟崛起,首輪修志完全依賴政府部門提供資料的體制出現了短板,政府發文征集修志資料不能涵蓋所有的行業,尤其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以及行業經濟、市場小商品經濟等資料更易缺失。因此,依靠政府部門提供資料的模式已不能滿足二輪方志對資料的需求,而且部門資料帶有明顯的管理工作痕跡,不能全面反映改革開放的真實情況和發展進程14]。

為解決資料問題,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于20071128日印發《關于第二輪地方志書編纂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加強資料收集的力度,積極拓展資料收集的范圍。應重視社會調查,注意搜集口述、音像等資料15]。在這一意見指導下,各級地方志工作機構開始普遍重視社會調查的使用,對一些難以由部門或單位提供的社會生活方面的資料,采取社會調查的形式,并附社會調查報告,或以整理相關資料撰寫的專文入志,并著重突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發展變化。社會調查不是依靠圖書、檔案等死資料,而是以反映時代進程的歷史動感以及地情全貌特點的社會化鮮活的典型資料,關注新時期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發展,搜集的資料具有一定深度和典型意義,從而提升了志書的存史和使用價值,出版了一批如河北《井陘縣志(1985—2000)》、上海《奉賢縣續志》、浙江《蕭山市志》等在社會調查方面運用比較好的志書。

地方志書編纂運用社會學社會調查的方法,彌補了資料搜集在廣度和深度上的不足,但是社會調查的范圍仍有所局限,有的志書存在調查采樣或資料過于典型難以全面反映等問題,資料搜集仍面臨巨大的挑戰。近年出版的二輪志書開始逐漸關注并借鑒口述史的理論與方法,通過采訪親歷、親見、親聞者留下更真實、更生動的資料,從而彌補了檔案文獻資料的不足。如《海鹽縣志(1986—2005)》設步鑫生與海鹽襯衫總廠改革編,對改革開放初期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改革創新的記述;《廣州市志·政府決策志》關于2003非典期間越級發布疫情的記述、廣州博彩賽馬被叫停的內幕等;《義烏市志·市場》卷利用敲糖幫的口述史資料,記述了敲糖幫的淵源發展、敲糖幫向小商品市場轉化的過程,以及各類小商品市場的發展。由于采用了口述史資料,大大豐富了地方志內容的記述。[16

地方志資料搜集運用口述史資料目前仍屬鳳毛麟角,很不普遍,但與傳統修志資料征集方法相比,已經有所突破,公眾的參與促進了方志資料搜集的多元與開放,增強了歷史內涵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口述史的運用為傳統方志編纂帶來了新的氣象。

三、混合敘事:地方志編纂的記憶綜合

口述史的出現改變了傳統歷史編撰的方式,呈現出開放和兼容的特性,使歷史不再是帝王將相、上層精英人物和英雄人物的記述,還包括社會底層的百姓、普通人的行為。口述史強調以記錄由個人親述的生活和經驗為主,重視從個人的角度來體現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和認識,對于同樣一段歷史,小人物也會有自己獨特的個人感受,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說普通人對重大事件的記憶與比他們地位高的人認為應該記住的并不一致17]。那些來自領袖人物、精英人物以及平民百姓的人生故事,都可以發掘出許多以往被忽視的側面,補充傳統文字史料所遺忘之處。口述史的運用,往往在官方文獻之外尋找普通大眾個人、家族的資料,盡可能全面多視角呈現歷史的真實。

中國口述歷史臺灣開展得最早,1955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推動,訪問清末和民國歷史直接相關的人物,記錄其經歷作為史料保存,以備未來研究參考。然而早在1949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獻堂就曾邀郭廷以到臺灣通志館編《臺灣通志》,郭廷以工作一個月后因為語言不通而離職,而在當時林獻堂于文獻委員會出版的《文獻》雜志的前言中,即將口述歷史的訪問記錄列為省文獻委員會的主要工作,這種用口述記錄的方式收集臺灣史料的努力一直持續到今日,[18]這說明臺灣最早有口述歷史訪問記錄的計劃開始于臺灣修志部門。臺灣自清代以來已形成良好的修志傳統,戰后因致力于經濟發展優先,對修志工作并未全力執行,而各縣市文獻委員會也旋設旋撤。20世紀90年代,隨著臺灣經濟發展,盡力發展文化建設,修志成為風氣,尤其是1997年基于提升臺灣文化,擴大辦理獎助鄉鎮志的纂修,甚至有意在各鄉鎮間推行大家來寫村史計劃,將方志編寫的單位縮小為。同時,行政主管部門推行社區營造計劃,協助社群認同發展,于是口述歷史就成為重建臺灣社區史的重要方法。修方志或營造社區必須有采訪,如方志以采訪冊作為雛形,然后依據多人的報道形成修志最好的素材。[19]臺灣之所以將口述史作為修志取得資料的途徑,就在于口述史可以彌補官方史料和證據資料的缺乏,除了體現官方意志的政治、經濟史,而大眾參與的文化史、社會史在傳統資料上較難取得。因此,口述史可以填補歷史的空白,記載民眾的思想、情感與歷史。

地方志編修就是將官方檔案文獻記載與民間大眾記憶進行整合,在同一部志書中,既有來自官方的記錄,也有關于民間社會生活與文化活動等方面的記載,既有宏觀敘述也有微觀描述,通過這種混合的敘述方式,將不同的記憶予以綜合。考量首輪新方志編修,雖然與傳統修志相比,指導思想對英雄史觀的局限有所突破,但在志書記述中仍然存在重精英輕大眾的傾向,記述領導干部的活動過多,記述普通大眾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鮮見。[20]第二輪修志著重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更應該采用口述歷史方法,兼顧來自官方以及社會各方面不同的聲音和訴求,把親歷者及普通大眾的認知與官方記錄進行比較,使方志纂修者不僅可以根據檔案文獻記載,或者政府部門提供的資料,看到官方的態度和意見,也可以通過口述史的渠道了解普通大眾的意見和不同聲音,從而使方志的記述更為全面客觀、真實可信。

四、視角轉換:地方志工作理念的創新

口述史應用于地方志編纂,為地方志提供了豐富而鮮活的資料,突破了大多來自于各部門提供、來自于檔案文獻的制約,增加了很多當事人、親歷者的口述資料,尤其是有關地方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描述,很難在檔案文獻中找到相關記錄,口述史為還原歷史全貌、反映不同聲音具有重要的價值。[21]口述史引起地方志的重視,也是基于這方面的因素。如常州市地方志辦公室曾出版了兩輯《口述常州》,挖掘和介紹了常州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重大事件決策過程中不為人知的一些情況,以及普通生活缺少文字記錄的地方,通過訪談的形式,將資料收集的觸角延伸到各行各業,涉及社會各階層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以期拓展地方志編修的范圍和深度。

隨著近年口述史學的發展,第二輪修志開始突破為口述資料入志的方法。如《蕭山市志》將訪談錄應用于志書編纂,不僅拓展了資料搜集的范圍,將鮮活的口述資料整理入志,而且彌補了機構變更、部門撤并所帶來的資料搜集難、連續性經濟指標尋找難、遺失的資料追回難等問題。[23]然而《蕭山市志》并未止步于訪談資料的應用,該志除大膽創設社會調查卷外,又創設口述歷史專卷,作為新的入志形式進行探索。該卷的設立源于蕭山籍領導干部個人史料的征集,除黨政領導層面外,還擴大到經濟界、社會界、文化界及其他界別,其中有將軍、院士、部長、大使,也有戰斗英雄、藝術家、企業家、烈士后代,還有普通干部、職工、農民、教師。除了在蕭山本地采訪、利用鄉賢回蕭山時進行采訪以外,還赴北京、上海、寧波、金華、江西等地采訪。2011年年底,共完成對110多名典型人物的采訪。口述歷史的內容包括歷史事件、人物記憶、事業發展、成就印記、人生經歷回憶、感悟、記憶蕭山等。[24]從為修志積累資料,到設專卷主動采訪,嘗試探索修志的一種新模式,可是說是修志方法的一個轉變。

與此同時,還有的地方志工作機構探索編纂出版影像志,不僅保留聲音,還保留活的圖像。如2010年廣西出版了《廣西建筑志》,之后陸續出版了《廣西之最》《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志》《廣西名勝志》《廣西節慶志》。20174月,江蘇省周莊鎮啟動了中國首部影像鎮志——《中國名鎮(周莊)影像志》的編纂和拍攝工作,圍繞古鎮保護與旅游發展這一主題,以口述歷史、影像記錄的形式,專訪百余名見證、參與和服務古鎮保護與旅游發展決策者、建設者及專家學者,把過去近40年中沉淀的歷史智慧和遺存的平面圖文資料,通過數字化的影像志立起來、動起來、響起來,將一個時代的發展軌跡,匯聚成一代人的公共記憶。[25]影像志不僅保留了傳統方志的記憶形式,而且借鑒了口述史學理論方法以及口述史現代科技手段,是傳統方志編纂的一大發展。

201611月,廣州市口述歷史研究會成立,這是廣州首家以口述史研究為核心的研究會,也是全國地方志工作機構成立的第一個口述史研究會。從研究會成立的宗旨來看,主要是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記錄廣州這座城市的發展與變遷,力圖尋找親歷者還原過去珍貴的歷史記憶。口述歷史研究會的工作任務有兩個方面:一是策劃專題,記錄廣州這座城市過去幾十年的重大發展與變化,建立數字化的歷史資料數據庫;二是向社會傳播廣州發展史以及廣州市民生活史,推廣廣州文化。2017517日,廣州市地方志新館正式開館,廣州市地方志新館展廳分為序廳、綜合展區、專題展區、互動展區四大分區。序廳設計簡約,前方為城市矩陣浮雕和多媒體互動展示屏,點綴以廣州特色風物,其中互動展區包括市民錄音棚”“口述史采編室”“音像編輯室”“電子書查閱大廳”“拼圖廣州”“拼圖珠三角”“電話學講粵語”“現代書屋等多種人機交互項目。[26]廣州市口述歷史研究會的成立以及廣州市地方志新館設立口述史采編室等,開創了地方志工作機構在口述史研究領域的新視角,將方志界口述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總之,面對史學領域的變革,口述史研究在跨學科多領域的深入發展,地方志如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變化,迎接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值得進一步思考并進行實踐層面上的探索。

參考文獻:

1]參見陳墨著:《口述歷史門徑實務手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頁。

2]參見定宜莊、汪潤主編:《口述史讀本》,導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3]參見薛鶴嬋:《試述口述歷史檔案的價值》,《檔案與建設》2007年第8期。

4]參見[英]約翰·托什著,吳英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0頁。

5][英]保爾·湯普遜著,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過去的聲音:口述史》,遼寧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9頁。

6]劉俐娜:《西方新史學與五四史學思潮》,《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3期。

7]參見郭宇春:《簡論20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邊疆經濟與文化》2004年第12期。

8]定宜莊、汪潤主編:《口述史讀本》,導言,第2頁。

9]楊祥銀:《走向跨學科與跨領域的口述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82日,第1版。

10]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66《河南志序》,國家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11]章學誠:《章氏遺書》卷28外集一《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以志別》,國家圖書館藏民國25年(1936)劉翰怡編刊本。

12]參見劉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領域的地位與價值》,《中國地方志》2007年第9期。

13]王復興:《首輪修志資料工作的成績與不足》,《廣西地方志》2011年第2期。

14]王熹:《論口述歷史資料與二輪方志纂修》,《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6期。

15]《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關于第二輪地方志書編纂的若干意見》,《中國地方志》2007年第12期。

16]參見張英聘:《口述史與方志編纂》,《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7][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馬俊亞、郭英劍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頁。

18]參見蔡篤堅:《口述歷史實踐與臺灣認同發展》,梁妃儀、洪德仁、蔡篤堅編著:《協助社群認同發展的口述歷史實踐——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操作手冊》,唐山出版社,2003年,第99—100頁。

19]參見許雪姬:《近年來臺灣口述歷史的發展及其檢討》,楊祥銀主編:《口述史研究》(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15頁。

20]參見韓鍇、顏越虎等:《從西方史學的轉向看未來地方志的關注趨勢》,《巴蜀史志》2012年第6期。

21]參見姚力:《國史研究與地方志的編纂》,《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1期。

22]參見臧秀娟:《口述史對地方志編纂的影響》,《江蘇地方志》2014年第4期。

23]參見金雄波:《訪談錄應用于地方志書的實踐與體會——以〈蕭山市志〉為例》,《廣西地方志》2013年第4期。

24]參見沈迪云、莫艷梅:《口述歷史作為志書新形式的探索》,《中國地方志》2013年第10期。

25]參見《首部中國名鎮影像纂志編在中國第一水鄉周莊啟動》,光明網(http//difanggmwcn/js/201704/22/content_

24272999htm)。

26]參見《廣州市地方志館新館正式開館》,《南方日報》2017518日,第GC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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